【财经快讯】
农信社暗藏小企业隐名贷款风险
自央行去年底放开对银行信贷规模管控后，隐名贷款犹如雨后春笋般在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中破土重出。由于银根较松，不少企业开始想方设法从银行或者信用社套取贷款。这使得当前信贷增量中，潜在风险有所加大。据了解，银监会已经注意到了该问题，并已就相关的检查工作进行了部署。
事实上，按照《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借款人应当按借款合同约定用途使用贷款，并不得套取贷款用于借贷牟取非法收入。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来说，隐名贷款是应该被绝对禁止的。不过，经过对多个省份农信社的了解，这种隐名贷款却在部分基层农信社相当突出。
由于各地金融生态环境的差异，在江苏、浙江等金融生态环境较好的地区，隐名贷款的比例相对较低，个别地区的隐名贷款比例仍占其贷款总额的接近10％。与江苏情况相似，河北省当地多是民营小企业主借用自己员工的名义，或者亲戚朋友的名义做隐名贷款。
企业做隐名贷款的原因很多，而企业的信用额度较低就是其中的一项原因。此外，由于有些企业有不良贷款记录，不能办理新的借款。但是为了达到从农信社重新借款的目的，便借用他人名义进行贷款。由于信用问题而促使其寻找冒名借款人的，是农信社存在隐名贷款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规避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也是隐名贷款形成的重要原因。我国《商业银行法》第39条第1款第4项规定：对同一借款人贷款余额不得超出银行资本金的10％。可是有些借款人的借款已达到或将要达到这一比例，为了达到增加贷款的目的，便主动寻求一位根本不用钱的人为其办理借款手续。
此外，《商业银行法》规定，禁止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而农信社的信贷业务人员、管理人员、近亲属等都属于关系人，于是一些人便采取由他人挂名贷款的方法，将款项归自己使用。其实，不少农信社的员工都私下开办了企业，但自己从自己的农信社贷款不方便，所以就在外面找几个身份证，多头贷款，比如找4个人，一个人贷2万，化整为零，这样也容易获批，目前不少农信社都存在这样的现象。
在调查中也发现，由于近年来，国家鼓励小额农贷，并给予了其一定的优惠政策，从而也出现了有人假借小额农贷需要，多头开户，并最终满足自己大额资金的需求的情况。同样采取化整为零的做法，目的还在于为规避贷款审批权限的限制。为加强贷款管理，各级农信用社都规定了各自的贷款审批权限。有些借款项目数额过大，基层农信社无法办理，但为了留住客户，农信社的工作人员便采取将大额贷款分成两户或多户贷款进行报批。由此，也就出现了隐名贷款。
而多增加贷款规模可以稀释不良率，这也成为农信社有动力推动隐名贷款发展的重要原因。不良贷款的占比如果超标了，农信社的奖励就都没有了，所以一定不能让不良率升高。而加大贷款投放对稀释不良率来说是最直接的方法。金融机构对企业资金的跟踪调查很难，做了隐名贷款的企业会千方百计地把资金隐藏起来。影响农信社对贷款资金调查的是，目前很多企业的存款和贷款账户不在一家银行或信用社。比如一家企业的开户行是中行，但是凭借其信用等级在中行贷不到款，因此转向农信社贷款。这样的情况下，很难对其资金来源与去向进行追踪调查。
尤其是国家放松银根，支持三农贷款以后，贷款的审核与以前相比更宽松了许多。比如以前农村的小企业贷款必须要门面房抵押，而现在只需要营业证、身份证的复印件即可以贷款。
但隐名贷款问题的本质属于审查不严格，贷后跟踪不到位，而基层的信贷人员其实是能够发现问题的。当地有些企业主的人际关系网很大，跟联社的人关系很好，所以，当贷款出现问题的时候，联社的人就会帮着想办法。隐名贷款往往是在掩盖贷款真实用途，以及实际使用人经营状况的前提下发放的，因此，必然会对贷款的安全形成冲击，使得贷款的风险不能被及时发现。而风险一旦暴露，在收贷环节也会致使大量贷款无法收回。
这种情况在很多年前就出现过。比如冒他人的名，冒死人的名贷款。而在隐名贷款情形下，往往因法律关系中主体难以确认，而影响到诉讼收贷，致使大量贷款无法有效回收。如果隐名贷款形成不良，农信社方面会起诉合同中的借款人。但是合同中的借款人肯定会去再找实际借款人。因此，通常实际借款人与合同借款人如果不是亲人，那他们之间通常都会有一份协议，或者有第三方证明。当农信社追究责任时，合同借款人凭借协议再去追究实际贷款人的责任。不过，有些隐名贷款使用的是假身份证明，甚至是过世人的身份证明，受益人可能已经破产，金融机构根本找不到人来追偿，最后只有形成呆账。
农信社应考虑实行“双人调查”和“审贷分离”制度。所谓双人调查，就是不论额度大小，贷前调查均要求至少两人，主调查人为第一责任人，其调查行为全程受到次调查人的监督，二人共同对调查内容负责。审贷分离就是贷款发放后，换人负责贷后管理，按两种模式进行：信贷员充足的信用社必须配备专职的贷后管理人员；人手不足的信用社，信贷员按照错位组合的方式进行贷后管理。
此外，建议加大贷款审查力度，依法堵住贷款漏洞。目前，农信社在进行贷款营销过程中，仅对借款人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表面调查，而忽视了对借款人所采取的相应管理措施。一旦出现实际借款人到期不能履行偿还本息义务时，农信社就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追究隐名借款人的法律责任。
贷前审查不流于形式是堵截隐名贷款的第一道关卡。无论是农信社还是商业银行，在对企业授信或发放贷款前，都要通过财务报表对企业的资产状况及盈利水平进行调查，判断企业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对企业资产状况进行实地考查也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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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监会合作金融机构监管部主任臧景范13日在北京透露，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的相关规定将于近期发布。
臧景范说，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至少运营三年，连续两年实现盈利，贷款的结构必须是小额贷款、为农民和小企业服务。
臧景范指出，目前还没有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以转为村镇银行，“银监会引导商业银行开设小额贷款公司，履行社会责任，但不会做硬性指标”。
臧景范强调，目前暂时不宜提高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批发资金的上限。“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批发资金不能超过其资本金的一半，暂时用这个比例来做个实验”。
臧景范认为，目前中国农村金融体系中短期、小额、流动的贷款需求基本上可以得到满足。他说，中国小额贷款的覆盖率是32.7%，为世界最高水平，“任何一个国家达不到这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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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召开的《如何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国际论坛上，银、保、证三家监管机构发言人纷纷提出将对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更为便利的金融服务，并且提出了“机制创新”这一主题，引人瞩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对于金融服务中小企业要搞好机制创新，光重视，光有组织架构还不行，还需要在机制上来进行常态化持续的建设，来推动这项工作。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保险机构应和中小企业建合作激励机制。中国证监会市场部副主任欧阳泽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证监会将推进多层次市场结构建设，继续做大做强中小企业板。中国证监会正在总结最近几年中小企业板运作经验，研究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板的经营环节，提高企业在中小板发行上市的效率，进一步优化中小板结构，继续强化中小板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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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评级(Fitchratings)日前发布报告称，中国银行业虽然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但银行的信贷风险敞口明显上升，对资产质量的中期展望令人担忧。一些中资银行的个体评级面临下调压力。
惠誉评级日前发布报告称，一方面，短期内强劲的贷款增长将带来不良贷款率的显著下降。另一方面，中资银行在处理具有抵押品或担保的贷款分类时有很大的自由度，不良贷款的影响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在数据中体现出来。
实际上，尽管中资银行的主要资产质量指标持续改善，但关注类贷款至不良贷款的迁徙率显著上升。例如，当期不良贷款核销调整后的净增量与上期关注类贷款余额之比，民生银行07年为13.5%，08年为32.5%；中信银行07年为0，08年为12.6%；浦发银行07年为2.8%，08年为10.33%；上海银行07年为-3.3%，08年为9.3%。
在中国经营的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上升、国内上市银行的非减值贷款的预期损失增长。惠誉认为，这些都是中国银行业资产质量不容乐观的早期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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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举行的“全国钢铁行业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典型经验座谈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杨学山表示，为引导和规范钢铁企业的重大兼并重组行为，工信部正在研究制定《钢铁企业兼并重组条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钢铁生产企业数目众多，全国现有粗钢生产企业超过500家，平均规模不足100万吨，排名前5位的企业钢产量仅占全国总量的28.5%，而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排名前4位企业钢产量占全国比重为60%乃至70%以上。在市场低迷、需求下降、消费信心缺失的情况下，企业之间竞相杀价，利润减少，进一步降低了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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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在2009年企业信息化高峰论坛上表示，目前尚无法肯定，只能根据对经济形势走势的判断来作出预测，国家可能会在七八月出台经济刺激政策。
对于经济刺激政策将会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张文魁也给出了预测，刺激出口，刺激消费的政策都无法强有力地推动下半年以及明年的经济增长，因此，仍然要把重点放在刺激固定资产国内投资方面。除了目前的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生态建设之外，下一步应该大力刺激产业升级投资，产业升级不但需要投资于硬资产，跟更需要投资于软资产，另外，更有针对性的地区性的投资刺激计划也有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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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5月同比降64% 我国汽车出口形势仍低迷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汇总的汽车整车企业5月出口情况看，当月出口汽车2.4万辆，比上月下降8.16%，比上年同期下降64.36%，前5个月累计出口汽车11.17万辆，比上年同期下降61.52%。汽车出口大幅下降的状况没有改变。
另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进出口数据，4月，汽车商品进出口金额环比均呈小幅增长，其中汽车整车进口增长较为明显，出口略有下降，与上年同期相比，汽车商品进出口仍未摆脱低迷走势。4月汽车商品进口金额20.98亿美元，环比增长9.41%，同比下降28.60%；出口金额27.64亿美元，环比增长5.83%，同比下降37.11%。1－4月，全国汽车商品累计进出口总额为170.83亿美元，其中进口金额73.49亿美元，同比下降29.78%，出口金额97.34亿美元，同比下降38.32%。出口市场的大幅下降也说明了我国汽车出口市场非常脆弱，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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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银（UBS）6月16日发布电力行业报告，预计至2020年底安装的总发电产能将增长至1,500吉瓦以上，高于08年底的800吉瓦。瑞银预计，届时燃煤发电产能在总产能中所占比重将由原来的四分之三下跌至三分之二。瑞银预测暗示，发电产能增长将不及近几年的水平。
瑞银认为，政府将继续显示出对非燃煤发电的支持，以此来减少其他国家施加的政治压力。瑞银相关分析师发表文章表示，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增长，则发达国家对来自如中国这些国家的煤炭进口征收煤炭进口税。瑞银认为，采取积极行动促使煤发电下降将是减少上述进口税威胁的方法之一。
瑞银预计，未来几个月官方将上调风力发电和核电产能目标。瑞银已经预计至2020年核电产能将略低于60吉瓦。
2010年至2020年预期风力发电产能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7%。瑞银预计，最新的官方风力发电产能目标为至2020年产能达到30吉瓦将轻易实现。在该行近期与政府官员的会面中，政府官员指出产能目标可能将至少上调到100吉瓦，最高目标为150吉瓦。瑞银的最新预测为至2020年产能将达到109吉瓦。这意味着2010年至2020年预期产能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17%，这将为风力发电设备制造商和风车农场开发商或运营企业提供显著的增长机会。
瑞银预计，非燃煤发电厂将售出所有能生产的电力，因此利用率将相对稳定。瑞银对各类型发电厂做出了各种预测：
核电发电厂的利用率将维持在85%至95%的区间；风力发电方面，风力资源每年都不会有太大变化，瑞银预计新增产能的利用率将取得与目前产能利用率类似的水平。瑞银预计，20%至25%的利用率看来是合理的；水力发电方面，每年的降雨和降雪水平存在变数，尤其是与风力资源相比更大。瑞银预计利用率将与过去几年类似，为38%。
煤炭和燃煤发电方面，在其他发电资源难以满足国家需要的情况下，国家首选发电方式是煤发电。这意味着如果中国建造了过多的煤发电发电厂，则利用率可能出现风险。因此瑞银预计煤发电电厂的利用率将受此影响。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水平预计将低于过去，瑞银预期未来10年煤发电电厂利用率水平将维持在历史平均水平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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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服务外包面临着非常好的发展机遇。据悉，商务部、财政部正在抓紧制定鼓励国内发包的政策。
在货物贸易剧降的情况下，服务外包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作为国际服务外包的重点省份，09年一季度，江苏省服务外包中的离岸外包合同额和执行额增长迅速，同比增幅分别达27%和167%。而1至4月份江苏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25.1%。
中国面临着产业转移的机遇，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发展，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服务外包是很重要的服务贸易出口形式。
服务外包被认为是拉动就业的重要行业。来自中国服务外包网的报告显示，国内大多数城市的软件服务外包业中，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人才荒”。目前，中国市场上至少有50万软件人才的缺口，并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
对于发包国来说，接包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可以降低其生产成本，发包国将其转移出去后，有更多的精力去从事新的研发工作。曲玲年举例，微软操作系统的开发中，上万人的工作量在印度完成，将微软操作系统的开发进度从10年缩减为5年。
09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在回复商务部《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中，同意将北京、天津和南京等20个城市确定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此后，主管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予以支持，包括税收优惠政策、对服务外包企业和培训机构的资金支持政策等。
6月23日，由中国贸促会和江苏省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合作大会将在南京召开。近百家国际发包企业将参加专场对接会，对接的重点是软件、动漫、医药研发和工业涉及四个领域。据透露，商务部等有关部委届时将发布并详细解读国家支持服务外包的具体政策。
商务部、财政部正在抓紧制定鼓励国内发包的政策，鼓励政府和国有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发包给国内企业，并从财税等政策上给予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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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以及全球流感大流行，中国酒店业正陷入投资泡沫破灭的境地，近期中国部分五星级酒店价格大幅下降。
近期全国部分五星级酒店豪华间的入住价格：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门市价4,000元，折扣价650元；上海希尔顿酒店：门市价3,910元，折扣价845元；广州白天鹅宾馆：门市价1,692元，折扣价660元。面对“大跳水”的价格，我们认为，2009年可能是中国酒店业自本世纪以来经营最困难的一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持续以及全球流感大流行，中国酒店业正陷入投资泡沫破灭的泥沼。
中国旅游研究院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09年一季度，全国星级酒店的平均出租率仅为62.5%，同比下降约5%。其中，上海上半年部分五星级酒店的入住率还不到10%；北京50多家五星级酒店，真正盈利的也不过五六家。
三股力量“吹”大酒店投资泡沫
第一股力量是政府的非商业化投资。目前，统计在册的全国星级酒店共16528家，但实际上，我国酒店的“大盘子”远不止这些，大量的各地方驻京办接待机构、国家各部委下辖招待机构、各行业企业自办饭店等非星级酒店不在统计之列。这些酒店的经营无法实现真正的货币化，且各自为政，无法监管。从政治上讲，很容易产生腐败；从经济上讲，的确增加了泡沫化行业供给，导致酒店产能过剩，行业内恶性竞争；从政策上讲，隐性酒店投资让我们无法客观估计我国酒店业的整体情况，使我国酒店业甚至旅游业的预警机制失真。
第二股力量是民营资本的非理性化投资。当前，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商纷纷涉足酒店业，并非真心实意做酒店生意，而是因为某些地方政府希望通过酒店建设带动当地商业繁荣，投资商为获取地方政府免税等优惠条件不得已而为之。
第三股力量是外商资本风险投资。很多外商投资中国酒店业看中的是酒店地产的增值，一旦撤资，不仅会对中国的酒店业造成很大打击，而且会波及整个房地产业。“中国的酒店业需要更多以塑造品牌为目的的战略投资者，而非以热炒地皮为目的的短期投机者。”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要消化中国酒店投资泡沫，至少需要5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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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经验看，建立健全住房担保体系可以有效增加住宅市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当前的房地产危局。本课题组在建设部房地产司及有关部门的资助与指导下，经过认真调研，在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了构建我国住房置业担保体系的设想。美国的次贷危机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完全市场化的手段（提高利率的方式）来实现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梦想是不现实的，政策性住房担保机构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我国的住房担保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住房公积金运作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成立之初到2007年，房地产市场一直是牛市，住房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政府无需通过提供住房担保等方式来刺激房地产市场。对于银行等按揭贷款机构来说，在房价上涨过程中亦无房地产金融风险可言，因此，住房置业担保行业没有得到重视当为必然，其定位也必然游离于政府的视线之外。由于我国的住房置业担保行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存在诸多的问题，概括来说主要是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策定位不清，二是资本金不足，三是风险分散机制缺失。
构建我国政策性住房担保体系迫在眉睫
在全球金融危机及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房地产行业同其他经济领域一样面临需求明显萎缩、市场存货规模越来越大、企业资金周转越来越困难的严峻考验，不仅严重影响到房地产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自2008年10月份以来，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刺激房地产市场的政策，但效果仍然有限，当前房地产市场的主要问题是老百姓的购买力有限而房价较高、存量巨大，按照目前市场的销售速度，消化存量需要至少四年时间。在消化住房存量的过程中房地产投资势必大幅度减少，给宏观经济增长带来较大冲击。如果采取我们的方案（见后面），国家出资100亿元就可以撬动约1万亿元的住房销售，可以有效缓解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境。
从长期看，完善住房置业担保体系可以为构建我国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做准备。无论欧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专门的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支持中低收入家庭购买自住住房。这些机构可以是低息、长期贷款的发放机构，也可以是以担保为方式的中低收入家庭信用提升机构。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通过担保对中低收入家庭提供支持，是以一种平等的市场参与者身份进入市场，是以间接干预的方式来完善市场的基础设施和体制建设，既有利于在住房抵押贷款领域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又能发挥政府调节对市场失灵的弥补作用；而且，政府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的成本非常低。
根据我们的分析考察，各国之所以需要建立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确保住房金融在稳定的低利率环境里运行，因此，各国的住房金融基本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按揭贷款的利率也以固定利率最为常见。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经济在这一轮上升周期中，物价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利率从1997年后也基本上处在下调周期中，我们还没有体会过利率上升对房地产市场的冲击，包括银行在内的所有参与者都分享着住房抵押贷款迅速增加所带来的美好时光。假如通货膨胀光临中国，我们将贷款利率提高到10%以上（上一轮通货膨胀时期的贷款利率最高为15.3%）将出现严重后果：首先是出现大量的违约事件，因为在高通货膨胀时期往往伴随着经济衰退，人们实际收入减少，失业大量增加，而利率的提高又使每月还款数量迅速增加，很多人会还不起贷款；其次是住房市场陷入停滞，如此高的利率将阻止新增的住房抵押贷款；第三是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减少，使钢铁、建材、建筑、有色金属等与房地产密切的行业出现衰退。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整个金融市场将陷入混乱。
可见，当住房抵押贷款规模已经足够大的时候，它将成为未来利率政策的桎梏，当通货膨胀来临时，我们将不能像从前那样自如地使用利率工具了，或者说，我们使用利率工具时将付出更高昂的成本。
有鉴于此，构建包括住房担保在内的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完善住房置业担保体系该从何处下手
第一,将住房置业担保确定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根据国际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住房置业担保应该成为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并与住房公积金一起成为中国政策性住房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政策目标是为中低收入群体首次购房或改善性住房需求提供担保，使中低收入群体能够以较低的首付比、较低的利率实现购买住房的目的，促进政府实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
为了实现上述定位和目标，应该规定住房置业担保公司针对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担保业务量的比例。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购房设置一定的条件的明确并要符合以下基本条件包括：1）购房债务支出占家庭收入比为30%以上；2）购房用途是自住；3）首次购房，或第二次购房但目前的居住水平低于本市平均水平；4）贷款上限。抵押贷款上限每年由住房部依据全国住宅市场的价格变化和居民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来确定，以每个城市中等价位的普通住宅为参照标准。
这种做法，既体现出政府扶持中低收入家庭的政策取向，也为了防止人们利用政府保险的抵押贷款从事投机或购买过于奢侈的住宅。
被担保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按照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条件执行，对于被担保的商业银行发放的按揭贷款，应该享受最优惠的利率。
既然定位于政策性住房金融机构，应该得到政府的政策性扶持，在税收政策扶持方面可以参照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公司的政策，另外还需要政府的信用支持，以政府财政出资的形式让政府占有一定份额的股份。
为了提高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的运行效率，鼓励社会资本加入，但为了防止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隐患，应该将担保公司的分红比例控制在一定范围（如不超过盈利的50%）。
第二,业务范围可以立足于公积金担保业务，拓展按揭保险业务。
1）立足公积金担保业务，发挥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在按揭贷款风险防范和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专业优势。
担保与保险相比，最大优势在于担保可以通过贷前的审核与甄别机制，以及有效的反担保措施，增加借款人违约成本，降低借款人违约风险；通过专业化的贷中、贷后管理措施，降低银行不良贷款率，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在这方面，各地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已经初步摸索出了一些经验，未来可以继续发挥这一优势，在住房按揭贷款风险防范及不良资产处置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和市场进入下行周期，银行按揭贷款的不良率会逐渐上升，市场会产生日益增加的处置不良按揭贷款资产的需求，担保公司在此领域大有可为。如果突出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的风险管理和服务优势，将业务重点放在帮助银行化解资产风险方面上，不仅可以增加担保公司实际担保能力，而且更容易促成商业银行与担保公司的业务合作，获得更大的担保空间。
2）借鉴美国的经验，拓展按揭保险业务。美国和加拿大为购房提供的抵押保险（MI），亦称抵押违约保险或抵押保证保险。它不同于按揭人寿保险为借款人因意外事故、疾病死亡提供还贷担保，也不同于偿付保证保险为借款人因失业或伤残无力偿还债务提供一种信用担保。而是专门针对贷款房产价值比（LTV）超过法定比例时，由借款人向保险机构购买违约保险，保险机构为其偿还贷款提供部分和全部的保证，从而使银行在不增加任何风险的情况下，为借款人提供优惠的信贷服务，如降低首付款比率和低息贷款等。
这种抵押保险的给市场带来多赢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一是降低了购房者的首付比例，提高社会对购买住房的需求，有利于化解当前住房市场存量过大、开发商资金循环不畅、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的局面；二是降低了银行低首付贷款的风险，为银行拓展个贷业务保驾护航；三是为保险产品创新提供了机遇，完善了个贷风险分担机制；四是贷款保险和贷款组合保险为未来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奠定了基础，提升了资产的信用等级。
第三,住房担保体系的再造与完善。
我国住房担保体系的现状是各自为政，每个置业担保公司的资本实力都非常有限，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资本金问题，建议采取以下步骤：
成立住房置业再担保公司。中央财政拿出100亿元成立住房置业再担保公司。此举是为了增加住房置业担保行业的抗系统风险的能力。
补充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的资本金。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鼓励地方财政和社会资本出资补充目前已经成立的住房置业担保公司的资本金，对于符合条件的地方住房置业担保公司可以成为再担保公司的客户成员。
对现有住房置业担保市场进行规范和整合。对无担保资质、偿付能力较弱、一个省区设立多家住房置业担保机构的予以整合和退出，今后新成立的住房置业担保机构及分支机构要进行严格的资格认证，引进国内外金融行业的战略投资机制。
培育按揭保险业务。让专业化的商业保险公司进入住宅抵押市场，以多样化保险产品，专业化经营管理方式，为居民购房或从事房地产投资提供优质的服务，特别是中等偏上和高收入群体应通过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获得银行贷款和房屋的所有权。
在中央财政出资100亿元的基础上，如果地方财政及社会资本能补充100亿元左右，则我国住房担保行业体系可基本建立，整个行业的资本实力达到300亿元左右，可以带动住房消费1万亿元左右。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当前住房市场不景气的状况，而且能为政府调节住房市场找到一个可操作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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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农业银行在几个地区试点了房贷担保业务。据上海农行介绍，该行与上海市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合作，银行在发放个人住房商业性贷款时采用抵押加保证的担保方式，所购住房抵押给贷款行，上海住房置业担保有限公司另外提供保证担保，抵押住房不再另外办理保险。在贷款期间由担保公司按约定的范围承担保证责任，一旦出现借款者逾期不还，置业担保公司马上对其进行催讨，而且一直将持续催讨6个月，有效减轻了银行工作成本。
房贷担保业务的推出将房贷风险的控制由传统的保险模式延伸到担保模式，大大增加了其可操作性。据悉，沪上多家银行正在准备尝试，业内专家认为，此业务是在当前房贷逾期还款人有所上升时银行尝试的新的控制风险的创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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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赢了官司输了钱
官司打赢了，但钱没了。南通新飞纺织有限公司(下称“新飞纺织”)负责人瞿飞为此郁闷了好几个月。瞿飞另一个身份是南通市崇川区政协委员。
2007年5月至2008年1月份，瞿飞先后三次向工商银行南通分行城南支行申请贷款，前两次均为120万元，最后一次为240万元，为新飞纺织提供担保的是南通市青年创业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青年创业担保”)。
应青年创业担保的要求，新飞纺织前两次均按照借款金额的20%向担保公司提供反担保。2008年1月28日，新飞纺织第三次向工行申请240万元的贷款，期限6个月。当年1月24日，新飞纺织以33.33%的比例，向青年创业担保提供保证金80万元，有了这笔资金作为反担保，后者继续为新飞纺织提供保证担保。
瞿飞表示，2008年7月22日，新飞纺织归还了全部240万元贷款本息。但在要求青年创业担保返还80万元保证金之时，对方人去楼空。当年8月，瞿飞一纸诉状将青年创业担保告上法庭。
法院庭审时，被告青年创业担保的法定代表人陆建华并未现身。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陆建华经该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最终，瞿飞胜诉了，但他的80万元至今未能追讨回来。
在青年创业担保的工商登记资料中，本报记者找到了该公司董事长陆建华的手机号码。6月11日晚8时，本报记者拨打了这一号码，对方传来的声音是；“您呼叫的客户已启用短信呼服务，他将会收到您此次呼叫的短信提醒，请您挂机后等待回电”。
6月12日13点许，本报记者再度拨打这一号码，听到的依然是短信呼服务的提示音。“陆建华跑了，青年创业的其他股东还在。”瞿飞表示。
在南通，与瞿飞有同样遭遇的，还大有人在。南通红久时装有限公司负责人翟万国便是一例。但与瞿飞不同的是，翟万国被银行告了。
2007年5月，翟万国以个人名义向当地工行申请贷款90万元，南通安信担保公司(下称“安信担保”)为其提供保证担保。翟万国表示，按照工行的要求，他先拿贷款总额的20%(18万元)汇入工行指定的担保金专用账户，也即安信担保设立在工行的担保金专用账户。
“工行要求见到存款单证才给我发放贷款，并口头说明担保金专用帐户的资金是任何人不好动的，要我们放心，只要我还80%的款，20%的担保金款只要做个手续就行。”6月12日，翟万国告诉本报记者，“账户也是对的，在缴存18万存款的时候，看到的回单上，打的是保证金。”
一年后，按照之前的约定，翟万国归还了72万元的贷款本息。但此后，他收到了来自工行的函件，要求其归还剩下的18万元贷款。原因也很简单，安信担保的保证金专户已无法提供翟万国之前缴存的18万元。当时，“我就回复银行，18万在你们账上，你们随时可以拿走啊。”翟表示。正因为如此，他并没有按照工行的要求，归还18万元。而南通工行也将他告上了法庭。不过，翟表示，案件至今尚未审理。而此前，翟一直在为他的案子奔波着，希望讨一个说法。
“之前，我报了案，公安局表示，法院已经立案处理。”翟表示。在与司法、银行等部门的接触中，翟获悉，还有不少企业与他们有着同样的遭遇，“工行信贷部门的人跟我说，总共有140多家企业”；“银行认为他们自己也上了担保公司的当”。
“工行方面曾表示，我们可以只归还2/3的贷款，但要进黑名单。如果进入黑名单，将影响到企业今后的运作，所以，我们还是偿还了全部贷款。”瞿飞表示。
翟万国表示，很多企业都把钱(保证金部分)还给了银行，但他不会还，因为他有“被骗”的感觉。
对于瞿飞而言，他与担保公司有过三次合作，前两次均相安无事，而2008年7月，青年创业担保的倒闭，法定代表人逃跑，令他感到意外。
“当时，贷款全部被银行收掉，2008年7月至2009年春节前，是一个融资真空期，企业也受到影响，投入减少。直到2009年1月份之后，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替我们担保，才从工行拿到贷款。”瞿飞告诉记者。
对于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的资金链断裂，南通一位大型银行人士指出，原因有三：
第一，这些担保公司在担保业务之外，还有其他经营活动，正是在这些非担保业务中，产生一些经济纠纷，进入诉讼之后，法院按照司法程序冻结了担保公司的财产，引发资金链问题。
第二，担保公司的保证金来源并不是自有资金，而与被担保企业达成协议，利用企业缴存的资金(所谓的反担保)；而担保公司自己的资金，被用作其他经营活动，由此，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据说安信担保公司的业务范围中，不仅有担保，还有房地产开发。资金可能用在房地产开发上，房地产搞亏了。”翟万国表示，但这并没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第三，2008年开始，全球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一些企业不能按时偿还贷款，为其提供担保的担保公司履行代偿义务，引发资金链紧张，甚至断裂。
在长期研究担保监管问题的张吉光看来，一些担保公司出现上述问题，原因很多，第一，是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的大环境和担保公司自身的生存要求。
“赋予担保公司的定位是融资担保，实际上是针对民营中小企业。可以想象在2008年，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如何，在额度控制的背景下，有多少中小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融资，担保公司又有多少业务可做。而担保公司本身又需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做担保，还不如从事高利贷，提供调头资金。”张吉光直言。
其次，“问题的根源还在于，长期以来，担保行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运营模式。”张吉光称，比如，一家担保公司可以跟一家或几家银行形成良性的合作关系，如果能够运作几年，即使在2008年，也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而现实情况是，担保公司没有固定的运营模式和合作伙伴，使得担保公司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容易去追求短期的利益。
而在追求短期利益的过程中，如发放高利贷，一旦借贷人出现资金链断裂，会迅速波及到担保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甚至倒闭。
2. 青年创业四年变异路
“实际上，还是资金运作上的问题。”6月11日，一位熟悉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的知情人士称。
资金实力直接决定了担保能力和偿付能力。这位知情人士说，“担保公司在成立之初，注册资金是否真正到位，是否是其自有资金，这些问题应该由谁来监管，如何才能规范？很多担保公司，在开始建立和实施之时，制度就埋下隐患”。
对于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有过合作关系的企业主都觉得有一些神秘。“据了解，一年当中，安信担保就换了3个老板。”翟万国说。
而令瞿飞感到诧异的是，虽然账面一直呈现亏损，2008年3月份，青年创业担保还进行了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增资，注册资本由5010万元增加至9510万元。
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青年创业担保成立于2004年3月15日，初始的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股权结构为南通罗莱化纤有限公司(下称“罗莱化纤”)100万元、南通天时利工贸有限公司(下称“天时利工贸”)150万元，自然人王小兵340万元、任林清410万元。
2006年1月份，青年创业担保进行了第一次增资，罗莱化纤、王小兵、任林清分别增资100万、410万和500万元，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10万元。当年11月份，公司再度增资，天时利工贸增资2100万元，祁霞出资300万元，杨立美、陈茂聪和甘正霜三人分别出资200万元，注册资本增加至5010万元。
2008年2月18日，青年创业担保股东会议决定，再度增资4500万元，引入三家新股东，南通升远轻纺有限公司(下称“升远轻纺”)出资1600万元，南通雅嘉日化有限公司(下称“雅嘉日化”)出资1500万元，南通长城实业总公司(下称“长城实业”)出资1400万元。至此，青年创业担保的注册资本扩大至9510万元。
在青年创业担保4年的存续期间，曾发生多宗股权转让交易，且均发生在2008年。
2008年1月22日，自然人股东杨立美将手中持有200万股权，作价200万元转让给天时利工贸。
2008年2月18日的股东会议上，达成三项股权转让协议。祁霞、甘正霜、罗莱化纤分别将手中的300万、200万和200万股份(元)，共700万元转让给天时利工贸，交易价也为700万元。
最后一笔股权转让发生在自然人股东王小兵与雅嘉日化之间。落款日期为2008年7月22日的股权转让协议书显示，王小兵将750万元的股份转让给雅嘉日化。至此形成陆建华“出走”前的股权结构——天时利工贸3150万元、雅嘉日化2250万元、升远轻纺1600万元、长城实业1400万元、任林清910万元、陈茂聪200万元。
非常巧合的是，2008年7月22日，新飞纺织归还了工行的240万元贷款本息。接着，瞿飞转而向青年创业担保索要80万元的保证金时，对方人去楼空。
值得注意的是，从目前的股权结构和过往股权转让的记录来看，外界无法将青年创业担保与南通雪馥化妆品公司(下称“雪馥”)联系在一起。
青年创业担保第一任董事长任林清，为发起设立时的第一大股东。而第二任董事长陆建华，经由2008年3月18日的股东会议选举产生。本报记者通过名索网查询得知，南通雪馥化妆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陆建华，企业住所为上海路富新花园4号606室。但在青年创业担保现有的股权结构中，雪馥并未出资。
实际上，雪馥与青年创业担保的关系深厚。工商资料显示，现任董事王小军的履历表中，1997年5月份至2003年1月份，王曾担任雪馥化妆品公司副总经理。同时，王小军为青年创业担保大股东天时利工贸的法定代表人。而青年创业担保的办公室主任颜玉琴也曾担任雪馥的行政主管。
雪馥与青年创业担保的关系并非仅限于此。青年创业担保2007年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雪馥向该公司借款3900万元(占同期其他应收款的64%)，期限自2007年6月至2008年6月，由天时利工贸提供担保保证。
南通多家银行和企业人士均证实，2008年7月初，雪馥资金链断裂，“老板”出走。青年创业担保3900万元的其他应收款是否追回，大股东天时利工贸是否履行代偿责任，目前不得而知。
另一股东，雅嘉日化也向青年创业担保借款1300万元，期限、担保形式与雪馥完全一致。
“有时候，几个民营企业老总在一起会考虑，既然要找别人做担保，或者进行互保，还不如先把几个人的钱凑起来搞一家担保公司，然后通过担保公司，为自己或股东担保，这种方式，不仅漂亮，还不影响对外的或有负债。”南通一位大行信贷人士直言，“(自有)资金也不完全会存在那里，可能通过资金运作拿走了”。
2008年3月份，升远轻纺、雅嘉日化、长城实业三家新股东入股青年创业担保。而从财务报表来看，此时的青年创业担保并没有值得一提的利润表现。
2007年度，青年创业担保实现净利润-98.66万元，2006年度为-47.5万元。其主业担保业务在2007年也是入不敷出，当年担保业务收入为239.04万元，而担保业务支出为333.65万元。
对此，当地一家大行信贷人士直言，民营企业自己出资成立一个担保公司，不会让它亏损的，因为它不是公益性；这也表明，有一些民营性质的担保公司，担保并不是它的主业，担保变身民营企业之间相互倒资金的平台。
青年创业担保资产负债表显示，2007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中保证金部分为3844.1万元，而这部分应该是由新飞纺织等被担保企业缴存的。2007年末，未解除担保责任余额为1.73亿元。公司以南通市工商银行开户的银行存款保证金户3738万元作为担保保证金。
青年创业担保公司章程第二十五条称，公司担保资金的来源包括，净资产、积累的风险准备金，员工缴纳和客户缴存的风险保证金，政府及社会团体的扶持资金。
2007年末，青年创业担保的净资产为4865万元，而客户缴存的风险保证金为3844万元，共计8709万元，与在保余额1.73亿元比较，放大仅为1∶2。而从瞿飞反映的情况来看，放大倍数一直保持在1∶5，2008年1月后变为1∶3。如果以客户缴存保证金与在余额相比，放大倍数1∶4.5，与实际情况较为接近。
由此推断，在可以将客户缴存的风险保证金作为担保资金来源的情况下，青年创业担保可能并未完全将自有资金用于对外担保。
3. 银保合作“盲区”
按照担保贷款的操作流程，银行是根据担保公司在本行担保保证金账户余额的情况，放大一定的倍数核定担保公司可以对外担保的贷款额度，再从担保公司提交的企业中，选择银行认为可以发放担保贷款的客户。
“理论上，担保公司的保证金先到位。我们不会要求企业先打款交付保证金的。”6月11日，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信贷人士称。当地另一家大行信贷人士也告诉记者，担保公司需要拿出贷款额度20%或30%的保证金，存在银行专户，这对银行的作用是控制利息偿付的风险，而非针对本金。
然而，担保公司并不这样理解。
有些运作不规范的担保公司认为，给企业提供担保，却只收取这么一点手续费(一般为1.5‰)，于是，转嫁风险。自己不出保证金，让企业自己出，企业相当于只贷到7至8折的资金。
这有点像空手套白狼，也把银行变相地利用了。而担保公司自己的资金，就会拿来做投资或搞一些运作，如提供调头资金。“可别小看这些资金的力量。”上述南通某大行信贷人士续称，担保公司运作调头资金，一般会选择自己担保的企业，“如果企业到期偿还贷款有困难，担保公司会主动跟企业说，我们帮你偿还，但会收取较高的利息，这些利息一般不会入账，所以，你看到账面上的担保业务收入很低，账面利润甚至都是亏损的”。
“跟我们有着长期合作的民营担保公司也会收取企业的风险保证金。”前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坦言，担保公司收取企业的风险保证金，提供反担保，乃是一个体系问题；因为即便是规范的担保企业，如果需要实现盈利，必然走薄利多销的模式，那么，要扩大担保资金，就会利用企业缴纳的20%反担保资金，1∶5的放大担保业务量。
实际上，“如果担保公司要求企业提供反担保资金，可能有一些代为垫付的成分。要不然，既然企业有能力提供反担保资金，何必再找银行融资。”上述大行信贷人士称。
而此番青年创业担保与安信担保资金链断裂所引发的问题，瞿飞和翟万国都将矛头指向当地工行。
“我们不认识担保公司的人，都是银行指定的。相关的担保合同，都是我签好自己的字，交给银行客户经理，其他都没管。因为我们对银行都是放心的，谁知道出这个事情。”瞿飞表示。
“像我们做服装企业的，南通有很多家，而安信担保不仅仅为服装企业提供担保，其他行业的企业也很多。正是因为他们担保的企业多，工行的客户经理跟我说了，我才相信了他。”翟万国告诉记者。
现在，瞿飞和翟万国都是希望银行和政府相关部门能替他们考虑。瞿飞表示，银行贷款已经全部偿还了，目前青年创业担保的保证金账户中还有一定的资金，他希望能拿回来一些，80万元来之不易。而翟万国表示，虽然工行已经起诉他，但他认为，自己已经缴纳了20%的保证金，银行拿不到保证金，无法覆盖自己的贷款风险，是银行自身的操作失误，“这个事情本来跟我没关系”。
显然，两位企业负责人的说法中存在法律上的漏洞，借款、担保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事行为，他们自身也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在中国，“缺失的不是法律意识，而是公民的风险意识，民事交易、民事行为的风险意识太差。”一位司法界人士直言。
以银行、企业、担保公司三方的合作模式为例，一个担保公司注册资金的规模，业务量有多大，代偿能力有多强，银行应该承担怎样的监管责任和监督责任；作为被担保的企业，承担何种义务；担保公司对被担保企业有什么样的监管责任，其他与之有关的人，又应该承担何种义务。“订合同的时候，大家都没想这些。”上述司法界人士无奈地表示。
“实际上，只要操作规范，银行跟担保公司合作还是很愉快的。担保公司也愿意跟银行合作，要不然他们也没饭吃。”前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人士称。
南通当地银行业人士指出，在银保合作中，如果出现银行一手操作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而值得深究的是，银行基层客户经理为何会热衷于这样的银保合作？
市场营销的压力是原因之一。上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人士称，支行有中小企业贷款的任务，而风控部门可能觉得小企业太小，非常谨慎；此前，一些支行会觉得，通过担保公司转嫁部分信贷风险，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于是大量开展此类业务。
但利益驱动是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基层银行的业务人员是否与担保公司有利益往来，当地银行人士称，这并非没有先例。
多位银行业内人士称，从银行内控角度看，如果做到前、中、后台分离，银保合作中即便有“猫腻”，也没有生存空间。如南通当地一家股份制银行规定，如果担保公司要动用保证金专户资金，则需要三级审批，并非一个部门和个人可以决定。
另外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在担保公司的准入环节，银行需要设立严格的条件，将风险消灭在源头上。
在南通，青年创业担保和安信担保的“人缘“并不好。记者采访的一些银行均未与他们发生业务关系。
“我们选择担保公司，一是选择规模最大的；二是看政府背景，因为政府背景的担保公司信用度较高，运作规范。”前述南通某大行信贷人士称。在该行的合作伙伴中，有一家民营担保公司，注册资本达到1个多亿，而且有专业人员运作。
同时，“我们控制其担保比例，1∶3至1∶5，还看担保是否分散，如果过于集中，代偿能力就下降了；而大量都是单笔为两三百万的担保，对流动性的影响就比较低。”上述南通大行人士续称。
4. 担保体系建设再上路
在采访中，围绕担保体系建设的相关问题，比如，哪一类机构更能发挥融资担保的功能，监管机制如何建立健全，多位业内人士提出各自的观点。
南通某股份制银行对公业务负责人表示，担保公司应以政府出资设立，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运作起来规范，可以更加有效地支持小企业的发展。如果是社会资本，股东会要求回报，很容易发生变异。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表示，针对融资难、贷款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未来需要从多个方面努力，其中包括“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张吉光表示，因为运营模式的缺失，担保公司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就不清晰，于是出现种种弊端。如主业不突出，追求短期效益，以及缺乏跟企业和银行相对成熟的合作模式，一些民营担保公司表现尤为突出。
不过，担保公司成败并非其完全由其企业性质决定，一些民营担保公司似乎依然有其生存空间。如前所述，目前，南通多家民营担保公司运营良好。
“这些担保公司依靠的是业务量，薄利多销，因为信誉比较好，这两年做出了名声，业务量很大。”前述南通某股份制银行信贷人士称，“担保公司的信誉是赔钱赔出来的，一两年前的形势不好，他们还是照赔，但维护了自身的信誉，银行也愿意继续合作”。
担保机构的产权属性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面对类似于青年创业担保等事件所引发的影响，一些银行及相关部门人士均指出一个重要问题——监管缺失。
“我觉得，像担保公司这种机构也应该属于金融企业，作为金融业的一分子，应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上述南通某大行信贷人士称，“尤其对大额资金的变动，包括资本金的使用，需要严密监控，否则就会产生随意挪用，很难说是否会发生抽逃、外借，搞一些短期、非正常的投资”。
准入监管成为受访人士谈得最多的问题。
“不管是民营的，还是政府背景的，股权结构、营运模式都只是自身的问题，重要的是外部的问题，第一个是准入门槛的问题，同时，还有运行的监管，应该是一个动态的机制。”张吉光说。
张吉光提出，针对担保机构应该构建一个系统性的监督体系。
第一，审批环节的准入监督。“我们觉得，因为担保公司做了很多业务，从性质上，跟银行业没有区别。所以，必须由一个专业机构来进行统一的监管。”张表示，希望银监会承担这一职责，明确准入的一些标准，审批可以放在地方，但标准必须明确、清晰，且“一定要有比较高的起点，门槛低会出问题”。
第二，是工商的监督，包括工商的登记、年检。目前对于担保公司的运行，并没有赋予银监会一定的监管职责。那么，如果建立这套机制，必须明确每个部门的职责，以一定的频率，对担保机构进行检查；针对脱离主业、违规经营的，年检方面，需要进行规范、处罚。
第三，银行层面，在业务合作中的监督。对担保公司的合作，要有一个准入门槛，像对企业授信一样，有一个审查、评级，设想可以将担保公司的诚信状况，纳入到征信系统中。
第四，对股东的监督，特别是民营股东。“我们建议，希望各地银监局、银监分局可以发挥职责，因为他们比较专业。银监会已经有一套监督银行控股股东的办法，这些好的机制、办法，可以用到对担保公司的监管上。”张表示，最后是行业自律，“这是辅助的，但也是必要的”。
4月底，《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中指出，“同意建立由银监会牵头的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目的是“为加强对融资性担保业务的监督管理，防范化解融资担保风险，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健康发展”；主要职责为，在国务院领导下，研究制订促进融资性担保业务发展的政策措施，拟订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督管理制度，协调相关部门共同解决融资性担保业务监管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地方人民政府对融资性担保业务进行监管和风险处置，办理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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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2008年及2009年初的困局之后，全国最大民营担保公司——中国中科智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智）重整旗鼓，将旗下因客房数量最多而被号称为“中国最大酒店”的张家界山水天下大酒店项目成功抛出，该项目被中科智董事长张锴雍的湖南老乡毛致平全资收购。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上述交易已在刚刚结束的湖南 “港洽周”上正式签约。港商毛致平在短短两月内完成这笔交易，引起了各方关注。毛致平是谁？打造中国最大酒店项目的底气从何而来？根据知情人士的讲述，毛致平涉足、运作酒店项目的脉络逐渐清晰。
中科智“重生”后获大单
“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中科智董事长张锴雍此前在回顾“中科智困局”时百感交集，但也对未来市场充满信心，显得比较乐观。
张锴雍的乐观很快得到验证。中科智相关人士15日向记者证实，在历经两个月的谈判与协商后，中科智已将旗下的张家界山水天下大酒店出让，签约已经完成。
据悉，港商毛致平通过其掌控的湖南大成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大成）全资收购了中科智该项目，并将其定名为“张家界大成山水天下国际大酒店”（以下简称大成山水）。
但关于此次交易的金额等细节问题，中科智与湖南大成人士皆拒绝透露。
这是中科智“重生”后的首笔大单。了解该项目的湖南当地人士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中科智此前深陷危机，是这项合作迅速完成的主要原因。”
中科智的前身是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设立于1999年12月，是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担保公司。中科智于2004年9月组建，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民营担保公司，张锴雍凭借中科智创始人的身份，被誉为“中国担保第一人”。
“中科智大事记”显示，公司先后引入亚洲开发银行 （ADB)、花旗亚洲企业投资公司 (CVCI)、凯雷投资集团、GE商务融资集团等股东，10年间担保总额达750亿元，推动比亚迪、大族激光、三诺电子与中信通讯等20余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
“中科智困局”发端于2008年。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公司业绩出现困境，并相继遭遇被前员工举报涉嫌欺诈、福建总经理郭俊违规操作致使出现1.6亿元担保坏账、4家外资股东要求退出无果后再度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科智财务事宜等一连串打击。信用评级机构穆迪也将中科智债券评级下调为Ca级。
今年3月27日，深圳市总商会召开“中科智担保集团最新情况通报会”，称中科智已与持有其在新加坡发行的1亿美元债券的债权人达成 “债转股”协议。深圳市副市长陈应春也表示，中科智已出现“发展的转机和良机”。
湖南大成两个月完成接盘
“大成山水地处张家界市南庄坪，距张家界荷花机场仅2.3公里，离火车站也只有1.5公里，1000米之外就是天门山公园，20公里之外就是武陵源风景区。”湖南大成张家界项目相关负责人15日接受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大成山水的优势区位很稀缺”，按照计划，将分为两期开发，一期暂定2010年5月前后营业。
“总投资超过8亿元，客房将超过2000间，是我国客房数量最多的五星级酒店。”毛致平在大成山水动工仪式上曾表示，大成山水瞄准的是超豪华五星级酒店，主攻商业旅游。因为在张家界的游客中，商务、会议旅游约占39.9％，“张家界四星级以上酒店的客房床位缺口在10000张以上，大型会议室也十分稀缺。”
毛致平还表示，投资这个项目，主要有一个抄底的想法，“现在建材价格、人力成本乃至土地成本均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在经济逐步恢复期有所动作，等酒店开业以后，将迎头赶上旅游市场特别是商务旅游市场的高速发展期。”
中科智一位人士表示，起初意图是将旗下的张家界山水天下大酒店以“资本融通或者托管经营等形式寻求合作”，2009年3月，总共向几十家境内外酒店运营者发出这个合作意愿。湖南大成最终采取的是全资收购该项目，“两个月内基本就完成了资产收购和规划涉及的相关变更事项。”
据介绍，此项目的签约仪式是在湖南“港洽周”上正式完成的，该项目也是湖南省旅游局重点推介的旅游项目之一。
“这次合作显然离不开湖南省政府方面的牵线搭桥。张锴雍创办中科智虽然是在深圳，但他与中科智部分高管都是湖南湘潭人。毛致平虽然是港商身份，实际上他至今主要活动地区还在湖南。”知情人士透露，毛致平之所以能在其他外资酒店经营巨头面前拿下该项目，“一方面是因为上面的这层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致平对湖南旅游商业项目开发拥有无与伦比的经验与发言权。”
低调港商毛致平是操盘人
“拥有港资背景，为人低调，”一位湖南当地人士对毛致平如是评价。
“提起毛致平，知道他底细的人可能并不多，但他运作的30层的新成大厦却在湖南十分有名。”上述当地人士表示，投建大成山水，才让这位低调富豪逐渐浮出水面，“毕竟8亿元投资在当地不是小项目。”
记者获得的工商登记资料显示，湖南大成于1992年10月28日成立。同一年，毛致平就在长沙市中心的五一广场附近建造湖南鸿朝大酒店。2003年，该酒店更名为“湖南大成国际大酒店”。第二年，湖南大成进行股权变更，注册资本为359万美元，毛致平占85％股权。
根据长沙市相关市政规划，五一大道及周边区域将打造成为长沙市的商业、金融、经济中心。因此，毛致平在2004年前后决定在湖南鸿朝大酒店原址上拆后重建新成大厦，其间，毛致平完成了三次引资合作，其中包括在新成大厦即将落成时与湖南酒店业老大——华天集团的合作：华天集团将其第21家酒店落子新成大厦。
“毛致平如此大规模地投资张家界的酒店项目，我认为，华天集团届时参与的可能性很大，湖南方面此前也出台了支持华天集团做大做强旅游酒店业的规划，而且，华天集团的运作能力也更强。”知情人士分析说。
谈到大成山水今后的计划，湖南大成策划部一位陈姓经理15日向记者表示，目前该项目还在初期阶段，毛致平一直在张家界处理相关事情，“基本都是老板（毛致平）在做这个事情，资本上也是他在运作，会如何操作，底下的人并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