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快讯】
7月16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986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1%，比一季度加快1.0个百分点。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9%，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8个百分点。这是中国经济自2007年三季度以来同比增速连续七个季度回落后的首次加速。
除了上述宏观经济数据，结束5个月负增长终在6月份“转正”的社会用电量、不断攀升的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以及持续升温的房市、股市和车市，都在印证着中国经济正在回暖的事实。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16日表示，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努力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经济运行中积极因素不断增多，国民经济企稳回升。
尽管如此，但业内专家依然提醒，二季度经济增速的回升主要来自刺激政策的到位以及强劲内需的启动，外需疲弱，总需求不足，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的现实依旧存在。下半年增长仍面临多重挑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消费拉动GDP增长3.8个百分点，投资拉动6.2个百分点，而净出口下拉2.9个百分点。从GDP增长的构成上可以看出，尽管目前的宏观经济积极因素逐渐增多，但是反弹的基础并不牢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表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在结构上呈现出“两面性”，即“政策性反弹”与“市场性下滑”两种力量并行，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呈现“底部振荡”的特点。中国宏观经济向“全面市场启动”阶段过渡的基础依然薄弱。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出口下降了21.8%，而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7.2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综合则同比增长15%。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近期的增长主要靠国内市场拉动，投资的快速增长加大了国内市场对重工业品的需求，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回升，同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显著提高。
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表示，由于外需持续下滑，内需的拉动作用在增强。但值得注意的是，内需的拉动主要依靠了政府投资的拉动，民间投资还没有及时跟进。虽然市场预期也在回升，并且会在经济刺激下逐季回升，但是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仍有不少的挑战和风险值得关注。
李晓超表示，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国民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回升态势还不稳定，回升格局还不平衡，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祝宝良认为，当前促成经济反弹的主导力量来自存货调整和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最终需求中依赖外部经济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观，而外部环境低迷不振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经营困难还在延续，社会投资增长乏力，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困难较大。
国家信息中心在其日前发布的经济形势分析中指出，经济成功触底回升，基础主要是库存调整短周期反弹，并不等同于趋势性经济复苏。下一阶段，我国经济在进一步消化库存的同时，将面临消化过剩产能的严峻挑战。世界经济低迷和全球性产能过剩将使我国“去产能化”过程任重道远。
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真正复苏仍将取决于持续的私人消费取代政府需求。目前私人部门投资的全面恢复尚需时日。如果在财政刺激计划逐步落实和未来力度减弱之后，私人部门投资仍能够全面启动并复苏，才将真正实现政府预期的全面经济复苏。
对于下半年主要经济指标的走势，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预测：下半年推动投资增长的因素仍然较为强劲，固定资产投资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趋势，预计全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30%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左右。随着经济企稳回升，加之政策效应和长期因素的推动，消费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在外需回暖、政策显效、价格回升、汇率稳定等因素的影响下，预计下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降幅都将呈收窄趋势，进口回升快于出口。同时，“去库存化”任务基本完成将有利于结束价格下行周期，年内居民消费价格很有可能由负转正。（作者：罗宇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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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重心：由微观领域向宏观领域转移
尽管对金融危机的成因看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既有宏观政策的失误（如长期低利率政策等），也有微观因素的失控（如放任监管与贪婪成性）。假如设定某些高度失衡国家在金融海啸形成期由于微观风险管理的问题占6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那么到了后危机时期，经济开始复苏，风险管理呈现“倒4/6比”现象，即微观风险管理因素占40%，宏观风险管理因素占60%，这警示当前在关注和强化微观风险管理的同时，更应该加强宏观风险管理的渗透和掌控。这是由这场史无前例的新世纪新危机的特殊性和进入中后期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财富风险：由富裕人群向中产阶级、低收入人群转移
危机前期，超级富裕人群的资产急剧缩水，2008年全球“超高净值个人”（定义为至少拥有3000万美元可用于投资的富裕人士）的数量缩减了近25%，仅余7.8万人。经历了一年的银行危机、政府纾困和股市暴跌之后，这些超级富豪的净财富总额缩水了24%。“高净值个人”（不包括自住房产与收藏品的财富总额为100万美元以上的富裕人士）的境况也很糟糕，总资产缩水19.5%，总人数减少了15%。
到了危机中后期，由于经济进入了高位回调阶段，国内外宏观经济下行、市场供求压力增大，股市、房市经历了全面价格调整，中小企业家开始重新配置资产，中产阶级也将进入财富重组时期。他们或格外谨慎，谨防被重新洗牌；或格外活跃，生怕错过富翁新机会。而同时，低收入人群社会不公平和资产动荡感增加，金融风险向社会风险传导。
●风险形态：从信用市场向资本市场转移
危机前期，证券化信贷模式复杂程度的加深使得信贷证券和衍生品交易异常活跃，最终导致了华尔街的沦陷。
随着各国政府实施大规模救市举措，到了2009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并纷纷去杠杆化来创建一个低风险、持续发展的金融体系，促进实体经济长期增长。但实际上去杠杆化进程并未进行多长时间，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银行将以前的表外资产和负债计入了资产负债表。而相关经济数据的表现，让人们对市场有了一定的升值预期，在中国尤其明显。从2009年初上证综指1800多点，到上周五上证综指收报3189.74点，深证成指从6500多点到上周五收报13131.97点。风向标似乎明示，风险开始由信用市场向资本市场转移了。
●风险空间：从外贸出口转向收购兼并
在中国经济的各行业中，出口业最早感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意。去年第四季度以来，受金融危机蔓延影响，全球经济逐步陷入低迷，外部需求急剧萎缩，导致中国出口大幅减少。但由于很早就作出了预期和应对，所以外贸出口的风险反倒是得到一定的控制。
然而，收购兼并的风险却在大大增加，2008年年底就有很多声音称“并购大年”、“并购黄金时代”到来，一些企业基于产业投资的战略考虑，看到次贷危机后一些资产价格下降，是非常好的并购发展时期。而在海外并购中，由于涉及范围广，影响面大，往往面临的不单纯是企业并购风险，还面临着产业信息安全风险、当地监管法规等复杂广泛的风险。
一些抱着财务投资理念的产业资本，在不停寻找着介入的良机，他们更多的是看好行业，想参股获得二级市场的价差收益。比方说一些企业正开始从二级市场悄悄收集筹码，并同时筹备重组事宜。期待一旦未来股价持续上涨，超过其预定的收购成本区间，就放弃收购逢高卖出股票赚取差价。但如果股价维持震荡，则可以持续买入直至成为控股性股东，入主企业经营。这一方面加大了企业的并购风险，一方面也增加了资本市场的风险。
●风险管理：从内部运作转向外包服务
从安然事件以后，2002年7月30日《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萨奥法案”）的颁布，标志着世界上最发达资本市场的监管者已经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立、维护、评价和报告看作是经营者的重要责任。2008年5月22日，中国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自2009年7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非上市的中型企业执行，这标志着中国版的“萨奥法案”已正式启动。监管层和企业对内部运作的风险管理已经越来越重视。
与此同时，出于战略成本等因素考虑，很多企业采取外包形式。虽然有些行业外包服务因为次贷危机的影响有所萎缩，但对另一些行业来讲这正是全球外包服务产业进行布局调整的最佳时期。分包商对外包服务商的要求越来
越严格，风险管理的因素也越来越成为考量的范畴。而承包商的风险在动荡的金融市场环境中依然较为突出。2008年，承包商风险以多种形式显现出来：部分企业因为置换破产交易对手的场外市场衍生品而发生亏损，其中一个原因是抵押品不足或者是重新调整抵押品的次数非常少；参与股票抵押贷款的企业被允许将获得的资金投向货币市场，而货币市场的风险却超出了预期；将旗下管理资产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交易的对冲基金在对手将抵押品再抵押或者破产时也经历了艰难的抵押品赎回过程。
●风险传导：从楼市倒灌至银行业
房价下跌会导致银行房贷违约率上升。在1998－2001年，香港房价下跌了30%，按揭违约率从0.2%陡升到1.4%。中国大陆由于房地产开发商市场集中度极低（前十名占市场份额仅3%），经济放缓时地产商倒闭的可能性远大于香港（前十名开发商占80%的市场份额）。
今年1－5月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均价均同比大幅增长，重点城市累计销量已达去年全年水平的70％－90％。由于供给偏紧而需求依然旺盛，未来销售仍可持续，房地产行业已实质回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1321亿元，同比增长33.5%。但中国房产市场一方面由于城市差异导致的房产市场发展不均衡，一些地区的周期性上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为拉动的原因，所以近期频频出现“天价地王”。对住房者来说，低利率是具有吸引力的购买条件，对房地产商来说又是一次资产重组的机会，但对银行业来说，最后往往承担了传导的风险。
●风险焦点：从公司治理聚集到董事会治理
经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风险焦点已经由公司治理聚集到董事会治理。股东至上的利益结构已经被“银行国有化”所动摇，而利益相关者的模式将重新受到重视。因为，次贷危机的重点是金融衍生品泛滥造成上市公司大规模回购股票并形成现金枯竭，这种基于委托－代理机制而产生的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文化，将被后危机时期所抛弃。后危机时期，人们将更加关注公司长远的稳定与发展，因此，在动荡的全球化形式中，一旦产生错误，所有的矛盾将直指董事会。
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制度，也将成为治理改革的重点。监管层和社会大众将对董事会、对高层甚至自身的薪酬激励高度关注，一旦公司业绩陷入困境，董事会的治理能力将最先受到质疑。国际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定期评估方法、评级中的及时披露制度和公司风险管理架构等均成为董事会治理改革必须关注的焦点。（作者：陆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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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7月20日预测，今年下半年外需大幅度下降趋势难以明显改变，我国全年出口将下降约20%，进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为-1%左右。
在2009年亚太风险与保险学会第13届年会上，侯云春还指出，今年我国出现实际通胀的可能性不大，但累积的通胀压力不容忽视。国内通胀压力增加的原因除了巨量信贷带来的投资持续增长外，国际初级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性通胀压力也在增大。尽管目前初级产品需求扩张乏力，价格在见底反弹后仍处于徘徊状态，短期内难以大幅上涨，但随着全球经济趋稳回暖趋势增强，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良好的经济发展前景预示着初级产品中长期需求将趋于旺盛，初级产品价格存在未来上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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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下，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已经出现了企稳回暖，不管是从投资、消费、企业的生产情况来看，都是如此。
企稳回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认为主要是政策，也就是说目前的企稳回暖主要表现为政策性回暖，最主要的是三个方面的政策发挥了作用：一个是“4万亿”的财政政策，第二个是上半年“7万亿”的信贷政策，第三是十大产业振兴计划，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强有力的政策。通过政策打“强心针”刺激了经济的回升。
由于回升的基础尚不稳固，未来的经济发展仍具有不确定性。首先，出口形势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其次，真正能长期带动国内经济的增长的民间投资仍步履蹒跚；再次，住房、汽车等大额消费品以外的消费仍然低迷；四是就业形势依然严峻，中小企业发展仍然艰难。
李佐军说，我们必须警惕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带来的后遗症，股市、房市、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都是资产价格泡沫的表现。
关于国际经济危机形势下的产业选择，李佐军提到了三个方面。第一是在危机影响下仍然相对乐观的行业，包括环保业、新能源产业、部分高科技产业（3G技术等等）、装备制造业、文化传媒业、知识性中介服务业、教育培训业、医疗保健业、特色农业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稀缺型行业、内需型行业、实体型行业、知识密集性行业和政策鼓励型行业。
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不利的行业有：纺织轻工业、电子加工业、餐饮娱乐商贸行业、有色冶金业、交通业、物流业。其共同特点是出口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环境破坏型行业等。
还有一类行业是近期表现良好，但未来仍然具有不确定性的行业有：第一是金融行业、第二是房地产行业、第三是钢铁行业、第四是汽车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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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7年商业银行退出债券担保市场之后，无论是发行人、还是机构投资者，要求成立提供信用增级服务的专门债券担保机构呼声日甚。为探索银行间市场信用增级制度，市场成员及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正研究设立专业的全国性信用增级机构。
借鉴国际经验，该机构业务发展初期拟主要为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拟将注册资本定为50亿元，信用评级级别需保持AAA级，并将根据业务发展，适时增加注册资本。
债券担保机构是国际金融市场上广泛存在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针对某种特殊类型的交易提供信用增级服务，从而提高债券的可交易性，减少信息不对称、风险缓释，是一个市场共赢的产物。
“承担这一角色的，要么是银行，要么是其他机构；对于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债券担保这一角色虽然陌生但极为重要。”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博士指出，这需要一套制度设计，包括目前及未来的业务范围，以及相应的监管制度如何跟进。
曾刚认为，这类机构性质与普通担保机构没有太大分别，不过现有大量存在的地方担保公司规模较小，相对于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动辄几十亿规模以上而言，需要补充更多的资本金；加之，地方担保公司行政色彩浓厚，也不易承担这一角色，目前债市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化的债券担保机构，建立各类基础债券产品的风险分担机制，以引入低信用级别的企业，否则，仅依托现有高信用级别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空间有限。
目前，中国非金融企业发债融资的410余家发行人已基本囊括了大部分高信用级别企业，考虑到发债的融资规模对企业净资本占用的要求，以及现有投资人群体对发行人信用级别的偏好，能够顺利利用发债融资的企业已十分有限。
此前，2008年10月六家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启动后，这类中小企业债在二级市场频遇冷遇，交易清淡。这几家中小企业的债券的等级均为A-1，主体评级为A-或是BBB+。在目前经济前景不明确的情况下，银行资金更加热衷于政府背景项目以及大型国企项目，使得这些中小企业融资更难。
市场人士认为，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信用增级制度或债券担保制度，中小企业发债很难有需求，即便票面利率很高，其信用风险还是会令机构投资者却步。
在有关专家看来，专业信用增级公司的发展与债券市场的发展相辅相成，长远看，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推动信用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拓展债市的发展空间。
相关资料：次贷危机中的美国债券担保机构
自1971年美国债券保险公司Ambac成为第一家为市政债券提供担保的专业债券担保公司以来，债券担保公司已在美国、欧洲和亚洲普遍存在。从国际经验看，专业信用增级公司在发展初期主营业务主要是通过保单或担保合同为债券发行人提供债券信用增级。
截至2007年底，债券担保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担保的投资级债券存量达2.4万亿美元；在约2万亿美元的市政债券存量中有近50%是由债券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仅MBIA、Ambac和FGIC三家公司就承保了约8000亿美元市政债券。
次贷危机以来，债券担保公司因次贷发生的损失已近3000亿美元，其中主要为结构性产品尤其是CDOs的违约赔付及投资贬值，尽管这与债券保险机构所承保债券2.4万亿美元的总量以及涉及次贷的债券总量相比只是一小部分，但正是债券担保公司承担了这部分债券的违约风险并使之顺利清偿，维护了投资人对债券市场信用体系的信心，降低了市场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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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扶持中小企业将再出新政策。昨日获悉，由上海国际集团牵头，徐汇、杨浦、张江等多区县财政出资的上海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公司有望于本月底正式挂牌成立，注册资金可能为10亿元。
该公司主要定位于政策性担保，通过为各信用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扩大各级信用担保机构担保能力，加大对中小企业信贷支持，规范和完善全市信用担保体系网络。
知情人士透露，信用再担保公司主要对担保公司起到分担风险的作用，通过与担保机构的合作开展授信再担保、增信再担保和联保再担保等业务，扩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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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鼓励创业，对有创业需求的人提供帮助和支持，蚌埠从2003年推出了小额担保贷款。这项由政府贴息、创业人受益的贷款，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极大的关注。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截止到今年6月末，这项贷款不但帮助很多人成功进行了自主创业，而且还创造出了很多岗位，带动了更多的人就业。
记者从徽商银行蚌埠分行零售银行经营部获悉，今年上半年，蚌埠共发放小额担保贷款44笔，共94万元。据统计，截止到6月底，小额担保贷款的贷款余额达900多万元。从2003年7月小额担保贷款推出至今，蚌埠已经发放了2097笔小额担保贷款，累计发放金额达4017万元。据该行工作人员介绍，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小额担保贷款的个人最高贷款额度有所变化，会由过去的2万元调整至5万元，预计，未来小额担保贷款的发放金额会有大幅攀升。
据市财政部门的统计，自小额担保贷款推出以来已经在市区范围内带动近6000人就业。而且该项贷款的还款率一直保持在98%以上，这个数字也位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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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在全球汽车市场低迷的环境下都面临着更严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零部件产品为了保证整车装机，都要提前制造，而整车销售的成绩好坏直接影响着零部件企业的效益。采访中，多数零部件企业表示，今年的生产经营一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但身处危机，只能从各个层面上强化改善，完善流程，练好内功，才能够应对各项挑战。多数企业加大开展降低成本工作，保持企业一定的盈利水平，同时，加大技术改造的投入力度，通过产学研联合等形式，进一步推进欧Ⅳ、欧Ⅴ新技术的开发应用，积蓄企业发展后劲，为企业在下一轮经济期赢得发展先机。因此在整车集团效益回升的同时，有实力的汽车零部件及轮胎企业利润回升已经十分明显。
另外，2009年零部件业一个重大变化是，与整车厂结成联盟，共谋未来发展。2009年3月13日，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成为我国首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它将整合北京地区整车、零部件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终端用户等资源。4月，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投资的“新能源汽车关键零部件”项目落户天津西青区，投资建立锂离子动力电池、汽车动力电机、汽车动力总成制造企业及研究设计院、培训中心。东风电动汽车产业园作为目前我国中部地区惟一的国家级电动汽车专利产业化试点基地，6月2日正式挂牌；同日，重庆市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挂牌成立，联盟由长安汽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力帆汽车、重庆市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重庆隆鑫工业集团、重庆理工大学等近30家单位组成。应当看到，以联盟形式整合产业资源是一种进步。它结合了产、学、研、用等上下游相关单位，通过资源合理配置，有望在降低研发成本上形成合力。这种地域性的整车和零部件紧密合作关系将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进程。同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还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和风险，汽车企业之间采取产业联盟的方式，也是避免风险的现实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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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汽”格局无疑是一场政府主导的婚姻，也是一场政策诱惑下的婚姻，但在安徽省汽车行业协会会长梁华平看来，这或许是一场较为美满的婚姻，甚至是安徽汽车做强做大的必由之路。
政策东风成就多年夙愿
当外界质疑“大安汽”的“拉郎配”时，梁华平认为，这并非心血来潮之举，是中央政策诱惑和安徽省多年夙愿共同作用的结果。
政策诱惑指的就是《汽车产业振兴规划》中提出的一个目标，即“兼并重组取得重大进展。通过兼并重组，形成2-3家产销规模超过200万辆的大型汽车企业集团，4-5家产销规模超过100万辆的汽车企业集团，产销规模占市场份额90%以上的汽车企业集团数量由目前的14家减少到10家以内。”
对此，梁华平指出，“如果仅以奇瑞汽车内生性发展，至少需要4年以上的时间才能达到年产销百万辆的规模；江淮汽车集团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安徽汽车业想跻身前八强，只能借助联合或重组。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上半年，奇瑞汽车和江淮汽车销量分别为21.12万辆、15.2万辆，合计36.32万辆，毫无悬念地跻身前八强。
熟悉安徽汽车发展路径的梁华平指出，“1994年，安徽省政府就想学习上海经验，举全省之力打造一个大型的汽车集团。1999年已搭好了框架，要求机械厅组织成立汽车控股集团公司，有意让江淮汽车集团代管奇瑞汽车。但世事难料，2000年该项目正拟上马时，组织机构改革，机械厅撤掉了，此事没有人管了，只能不了了之。如今，正好乘政策的东风，实现安徽省做大做强汽车业的构想。”
联合有助于降低成本
外界担心：“拉郎配”式的联合，最终会否再演上世纪合肥两大家电巨头荣事达、美菱合而后分的失败故事？梁华平对此不以为然，“如果合理调配资源，江淮汽车集团和奇瑞汽车的成本会降低，二者盈利能力反而会提升。”
为此，梁华平举了三个方面的合作所将带来的“1+1＞2”效应。
第一，近期江淮汽车集团和奇瑞汽车均传出将至巴西设立组装厂的消息。如果双方联合在巴西设厂，将大举降低投资成本。未来其他的海外运作，也可在双方互利的原则下寻找合作机会。
第二，在国内的营销渠道、网络设置上，也可以适当考虑双方的需求设立，此举将降低经销商及生产商的投资成本及其他成本。
第三，在零部件企业布局上，奇瑞汽车更占优势。一些海归或国内其他企业带来产品和技术，和奇瑞汽车共同合资公司，生产拥有自主产权的核心部件。由于奇瑞汽车参股，故采购成本远低于外购。未来江淮汽车集团和奇瑞汽车合作后，也可能享受到这一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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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商务部的统计显示，上半年全国家电下乡产品共卖出961万台，销售总额达162.29亿元。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四川省成为家电下乡产品销售冠军。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上半年家电下乡产品销售破亿元的省份达24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四川、山东和河南三省的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数量和销售额分别排名前三。北京排名第25位，销售额约为8697万元。
家电下乡包括的冰箱、彩电、洗衣机、空调、微波炉、电磁炉、热水器、计算机以及手机九大类产品中，冰箱的销售量最高，全国共销售了542万台，销售额达111.16亿元。其次是彩电和洗衣机较受农民欢迎。
业内分析，通过上半年的试水，各地都在尝试简化农民领取补贴的手续，这将更加刺激农民购买家电下乡产品的积极性。此外，随着新增的微波炉、热水器等产品投放市场，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还将有所提高。